《寧為劉銘傳：宋楚瑜的僕人領導哲學》

《寧為劉銘傳：宋楚瑜的僕人領導哲學》

引言／朱宗軻

　　二十多年前，方鵬程從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第一個職場就跳進了今天被稱為「亂源」的媒體工作「火坑」。當時，我肩負一份月刊改版任務，他以初生之犢餐與編採行列，我們時常就新聞採訪食物等問題交換意見，頗能契合。他每以媒體「前輩」稱我，我也就以同行「老弟」相待，因而建立了公誼私交。

　　大約有兩年的共事，他離開了月刊，以後也一直從事以文字傳播工作為重心的行政職務。鵬程兄積極奮發，利用公餘時間，完成了國立師範大學研究所博士學位，並獲省府借重，出任過台灣新生報副社長一職。二十多年如一日，他學傳播，做傳播，而今又在大學教傳播，有始有終，自使不悔。

　　鵬程兄性情溫和，待人敦厚，外圓內方，富有正義感與責任心。他勤於筆耕，就事論事，發抒真情。而我沒有料到的是，憑著他這種媒體性格，最近完成了多年來他一直想要完成的心願，那就是由他執筆，即將交由商周出版社發行的《寧為劉銘傳：宋楚瑜的僕人領導哲學》一書。今年七月間，他興沖沖抱著該書小樣來看我，讓我先睹為快，但他的條件是，希望我為他寫一篇該書的「引言」。理由之一，我是他踏入社會的第一個「長官」，有著亦師亦友的情誼；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我在宋主席到省府服務之前，曾有直接追隨當年宋局長、宋主任工作的經歷，如今讀這本書，一定有不同於一般人的感受與心得。鵬程兄有此要求，我也就義不容辭，欣然同意。

　　鵬程兄花了好多年時間，把他在省政府任編譯室主任期間，所搜集有關宋主席與宋省長的各種談話、會議紀錄、相關文件，做了全盤深入的歸納與整理。同時也就相關省政建設的政績，分別訪問了省府團隊的許多重要主管，做了查隊與查證；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宋主席又接受他面對面多次訪談，因而勾畫出本書的架構與藍圖。他告訴我說：「宋主席真的不同凡人，做什麼事都求好、求真、求全。在訪問中提出若干問題，有些事時間相隔久遠，記憶已沒有那麼清晰，但宋主席絕不馬虎，等下一次訪問，他會拿出一大堆事證，說明事情原委，還原真相，令人不得不由衷折服。」

　　身為省府工作團隊的一員，鵬程兄有五年多時間，參與各項省政會議與相關活動，並負責資料彙編管理，當然與宋主席相當貼近！而他所取得的又都是第一手省政資料，且能在出書前，向宋主席當面作必要的求證與補充，《寧為劉銘傳》由受過媒體訓練的方鵬程執筆，無疑是適當人選，而書中各章節執筆的可信度，也就無庸置疑了。

　　我認為，這本書長達二十萬言的《寧為劉銘傳》，雖說是一本「採訪紀事」，但實際上更具「施政指南」意義。對一般讀者，固然有學習做人做事的啟迪功效；對於有志從政，甚或已經踏入政壇的人，宋楚瑜的僕人領導哲學風範尤其具有承先啟後，足堪參考借鏡的價值。

　　關於宋主席在省府期間，勤政愛民，深入基層，探詢民瘼，發現問題，解決困難的特有行事風格，社會上早已耳熟能詳，但本書中所舉許許多多關於省政建設的計畫方案，宋主席是怎麼想？又如何去推？也就是他的理念如何？或許是許多人有所不知的。讀這本書或許有幾分嚴肅，但字裡行間陳述的許多故事細節，卻能讓你看到宋主席快刀斬亂麻的決策力與功力深厚的執行力，心中會產生喜悅與共鳴。

　　宋主席於八十二年出任省主席後，我也更換了工作跑道，對主席在省府工作未曾有機會直接了解與參與。但讀完鵬程兄《寧為劉銘傳》之後，我發現宋主席不管到哪裡做事，儘管身處時代背景有異，工作業務性質不同，但他的「人性關懷」的人格特質，卻始終一成不變。近年來，在急公好利的惡質政治環境中，有些人對宋主席持不同的評價，哪祇能說他們對宋楚瑜真的了解不夠所致。

　　我曾於民國七十年至七十九年約整十年時間，先後於新聞局與文工會服務。在這漫長的十年中，由於工作多半有急迫性與時效性，可說與宋主席朝夕相處，經常到三更半夜還要與他碰面，接受工作指示，聽取相關問題與政策的背景說明，或由我向他報告工作執行概況與因應建議。如此日以繼夜的近距離接觸，相信較能真切的了解他的內心世界，也隨著歲月累積、洞察到他流露出無從掩飾的人格特質，眾種特質當然就無形中影響到他做人做事的思維、行徑與脈絡。這次讀完《寧為劉銘傳》，發現方鵬程筆下的宋主席，和我了解的宋楚瑜，除了歲月增添他臉上的幾許風霜，內在的宋楚瑜風骨依舊，氣節高尚，無畏無懼，勇往直前，可說從過去到現在全然沒有絲毫改變。

　　在此，我願意提出自己對宋主席人格特質的一些認識與看法：

（一）「有我」無私，憂國憂民：

　　他似乎是天生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胸襟的人，因此，他所思、所作、所為有一定的格局與高度，許多人不察於此，會說宋楚瑜很有「權謀」。其實，回顧他從政生涯中，做過的都是「高官」，擁有相當的權力，但在大位和實權上，卻都是國家與人民的利益，見不到為自己謀利的事實。我認為宋主席是一位「有我」無私的政治人物。

事實上，不論任何人想做什麼事，必先「有我」的存在，才能施展「無私」的胸懷和機會。宋楚瑜志向高遠，他很想做大事，也做過不少大事，但內心總是把「大事」看得比「大官」重要，但這一點外人不易了解，甚至因此認為他有夠「權謀」。然而，祇要檢視他以往在高位上所做「無私」的付出，也許多少可以扭轉對他心有疑慮的人若干既有成見。

　　舉一個例子來說，那年突如其來的「精省」決策，對社會造成相當的衝擊，也引發宋省長「請辭待命」的政治風暴。根據我個人的了解，宋省長當時認為台灣第一次民選省長，任期才做兩年，就宣告廢省，不免過急。尤其他個人如果因此轉換政治跑道，甚至被安排出任其他高官，顯然他認為個人的政治人格難以取得選民的諒解，有背他從政向人民負責的一貫理念，何況此時精省也未嘗不是政府對人民的一次嚴重背信。然而，以後事實的演變卻傳為：宋楚瑜因謀高位不得，而反對精省，憤而辭職待命。這的確是一段有理說不清的往事，讓他在眾說紛紜中，蒙受不白之冤。宋楚瑜事後曾私下透露：「如果我只為了高位，當年只要做乖乖牌不就好了，又何必堅辭職務，弄得不歡而散。」直到今天他依然認為，要想做大事，一定要講是非，也要守原則，這也是他個人對「政治道德」與「政治責任」的明確詮釋與堅持。

　　大家都知道宋楚瑜是一位樂在工作的人，他滿腦子所想的都是國家前途與人民福祉，我與他相處十年中，他極少談及私事，更不愛對人說長道短。怎樣把事情「做對」（Do right thing），又如何把事情「做好」（Do things right），每每是他關注的話題，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意境的確是他自我要求所依持的人生座右銘。

　　他生性樸實，吃的穿的都不講究，他進了官場，沒有見他的家人分享權力或享受榮華富貴；他不喜歡排場，也厭惡表面文章與形式化做作；除了必須的官式接待需要，他少有個人酬酢；他性子很急，常在公餘時間，抓人討論公事，即便如此，參加的往往只限於與討論某一公事有關的二、三位關鍵性主管或同仁，大多數時間都是請他們吃一碗麵或簡單家常便飯，解決民生問題。所以在宋楚瑜身邊工作，看似愈「紅」的人，其實是吃苦愈多的人，但好像他們都甘之如飴。

　　在這方面，宋楚瑜的平民化習性又和他的賢妻陳萬水喜好相一致。我以前在宋楚瑜家裡討論工作，很多次看到萬水姐外出回來，興高采烈的拿著她在街攤上買來的飾品等物，卻如獲至寶的說：「好便宜喔！好好看喔！」他也從來不在宋楚瑜與人談論公事時，表示過任何個人意見，頂多有時會插話說：「你們好辛苦喔！」表示慰勉之意。

　　宋楚瑜常策勵自己，也勉勵同仁：「計名當計天下名，計利當計天下利」，一般人總以為這是政治人物唱高調，然而從以上的實例可見，宋楚瑜真的是從內心深處出發，把這一類「高調」化為日常行動的人。

（二）重視輿情，掌握脈動：

　　宋主席學的是外交與國際關係，但他敏銳的嗅覺與快速反應能力，則為媒體界同業所一致公認。他在新聞局長任內，受到經國先生倚重，也得到已故行政院長孫運璿的信賴，尤其獲致輿論的肯定與社會的讚許，因而被定位為政壇「明日之星」，應是其來有自。說穿了，不止是當年宋楚瑜有個人魅力，而魅力不止是他是不是「帥哥」，最主要的還是由他的言行與表現出來的睿智、果斷、膽識、魄力化為工作高度績效，滿足了社會期待，符合了時代脈動與人民需求。

　　大家也許至今記憶猶新的是，民國七十五、六年間國際原油價格上漲，發生能源危機，政府因應危機，採取以價制量措施，宣布石油價格每公升漲價一元。但基於油價調升必將帶動物價普片上升的惡果，全國輿情持續強烈反彈，二、三天後，因經國先生關切民生疾苦，政府從善如流而緊急剎車，重新宣布油價維持不變，第二天輿情也急轉彎一片叫好，民心大快，滿天烏雲也頓時化為青天。這件事正是當年宋楚瑜掌握社會脈動，勇於向始終關心民眾福祉的經國先生反映輿情提出來的建議。其實，當時政府採取「以價制量」的措施，從經濟學供需關係平衡的立場，並沒有錯；但經國先生「政府不應該與民爭利」的看法，則純粹是政治考量，顧及的是免於大多數人民，立即受到生活衝擊的傷害，則更沒有不對。

　　還有一件特別值得一提的事是，有一年華航飛行員王錫爵駕駛民航機向中共投誠。當中共當局向全世界發布這則新聞之後，全國人心震盪，輿論譁然，而政府也一時不知如何因應。特別是王錫爵固屬叛逃，但機上另兩名機員卻成了人質，他倆無意「投誠」的意志堅定，倘若國人不能有效伸援，政府仍堅持兩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立場，處境豈不困窘？

　　時任文工會主任的宋楚瑜眼見國內輿論沸騰，天天大幅報導這件對國家很不體面、對政府頗有微詞的新聞，有一天他就私下向經國先生做了輿情反應報告。據我的了解，宋主席當時以委婉的態度向經國先生提出此事，「或有必要妥善因應」的建議時，經國先生一時面色凝重，沉默不語。宋主席以為經國先生既不講話，就一定有不同的顧慮，話題也就此打住。但事隔幾天，宋主席還是沉不住氣，在面謁經國先生談論其他事情之後，再次主動「冒險」進言，認為是否可嘗試「以民間接觸的方式努力救援兩名機師回國」。沒料到這次經國先生竟當面首肯，他沒有明確指示，祇告訴宋主任「好好去辦！」。「好好去辦」，當然就是「如擬」的意思囉！

　　顯然經國先生是經過那幾天沉默以後的沉思，也是對「宋秘書」一向的信賴，才於幾天後作了如此重大的決策回應。當天傍晚宋主席由大直官邸回到辦公室，一進門就邀集幾個人立即展開規劃作業，並成立工作小組。以後約一個星期，這件事就在對外高度保密，而內部卻在不眠不休，緊張忙碌的氛圍中進行。

　　宋主席的智慧很讓人服氣，如果大家並不健忘，當時就是他提出了「人道關懷，人機分離，第三地談判」的基本原則，然後透國華航與中國民航的所謂「民間」雙方，在香港談判了很多天，當時華航的烏董事長、戚總經理每天從早到晚與宋主席及工作小組一夥人在一起，規劃研判每一個執行細節，宋主席則扮演了策畫、協調與聯繫的角色，他既要把工作的進展與情勢的變化，每天向上呈報，同時也作了與相關部門的橫向聯繫。

　　當時奉命前往香港與中國民航代表面對面洽談的是華航駐香港經理，他每天清晨由台北飛往香港，傍晚又趕回台北，共同討論協商的進展與接受第二天工作的重點提示，直到雙方達成協議，由政府公開宣布這一歷史性的重大訊息，參與工作人員才如釋重負。至於兩位人質機員和那架民航機，最後由大陸飛經香港落地再順利返回台北，事件終告圓滿落幕。記得當飛機下降的那一刻呈現在電視上時，全國人民歡喜若狂的畫面，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這是台灣與大陸隔離幾十年後，雙方第一次接觸，我曾有幸參予並目睹這次事件處理的全程經過，也曾配合工作進展，撰寫記事並發布有關新聞。可是這段過去的歷史真相卻迄今未見對外完整公開，宋楚瑜身負重任，也不曾見他透漏這段秘辛。而那次危機處理，使我們贏得國家尊嚴，維護基本人權，而且並沒有因此改變了「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國家基本政策。宋主席的敢於面對，勇於負責，由王錫爵「投誠」事件，又可得到另一次印證。

　　宋主席轉到省府服務之後，在方鵬程的書中，也隨處隱約可見當年這位政治明星的風範。如果有所差別，那就是以往宋楚瑜在中央服務，工作內涵多半是負責政策制定與推動，此時的民意，多半可以層全國性媒體所反應的社會脈動中採擷；但他到了省府，所牽涉的全然是地方上柴米油鹽與民生建設問題，不同階層，不同地區，不同職業的不同族群，他們所遇到不同的生活需要，自非一般大眾媒體能在日常報導中所能充分反應。宋主席為了搜集這些社會底層的心聲，他在奉命出任省主席的三、五天後就自己想出來「三○九走透透」的施政策略，他深刻了解不與民意結合的施政，不容易真正滿足民眾的需要。

（三）尊重專業，適人適所：

　　方鵬程在書中肯定省府團隊的工作士氣，績效與表現。我認為，那是因為宋主席一向尊重專業，知人善任，懂得適人適所的緣故。回想省府團隊中的高層主管，多半都是原來就服務省府的幹部，宋主席不過是根據他們的專業，或是不同的專長，作了一些調度，把他們放到每個人所最適任的位置上而已，使人人都能充分發揮所長，展現理想與抱負，進而結合了省政的施政目標，創造了預期的成果。

　　當年的新聞局長宋楚瑜，亦復如此，他了解到「中興以人才為本」的重要，非常重視每年的新聞特考，還親自主持口試，由面對面的談話中，測定與試者的語文能力，專業知識，機智反應和應對儀態。錄取進來之後，經過工作訓練與考核，再保送優秀人員出國進修或受訓，很快的建立了一支年輕，有活力，有能力的新聞團隊，為新聞局開拓國際關係，強化國際宣傳，厚植實力。所以，那幾年中，許多年輕學子，都以加入新聞局為意願，而新聞局也成為當年良好政府形象的重要一環。

　　除了極少數因工作默契與配合需要的幕僚人員，宋楚瑜實在沒什麼「宋系人馬」可言，但經他挑選而任用的專業人員，他確又給予相當尊重，會多聽取他們的意見，也常會因此放棄他個人對人或對事的定見。但這些人也都能嚴守分際，很少人會拿著宋主席的招牌自我吹噓，張揚聲勢，所謂團隊聲勢也就這樣點滴建立起來。

　　我在新聞局、文工會共約十年中，多半是吃力而不討好，很多朋友笑我怎麼如此肝腦塗地，樂此不疲，而我則每以「苦中作樂也是樂」的玩笑回應。實際上如果不是宋主席對媒體有正確的認知，即使處在威權體制時代，他仍能堅持開明思想與作風，而且能體諒屬下在專業上面臨的挑戰與困難，給予充分的尊重與支持，相信許多工作是很難達成預期使命的。換言之，尊重專業，適人適所的結果，確實遠比早年威權時代，以命令代替協調的工作方式，有著更大的進步與成效。就個人而言，我也覺得人與人既能相知相惜，又何來怨悔。

　　關於所謂團隊的人才，宋主席對一個單位的中、高層主管尤其重視，因廳、處、局長這些位置，既有一定專業、專才，可以參與決策的討論，同時他們也是推動政策，發揮執行力的靈魂人物。

（四）誠信務實，以理服人：

　　宋主席很有改革的企圖心，這與他擁有現代西方思想與知識，兼而又從小喜愛並熟讀中國歷史人物與經典有密切的關係。「講信修睦，堅守誠信」則更是他從政的信條，特別是對眾人之事的承諾，一定設法兌現。所以他不打高空，對於認為窒礙難行的事，在未找到可行的對策之前，也絕不為了討好他人而敷衍其事。

　　前面說過，卸下黨中央秘書長一職後，獲安排出掌省主席，並非他所預料。然而一旦接受任命，他每天就開始想到如何做好省主席這個「高位」。果然，沒兩天之後，他就提出了「三○九走透透」的構思。他知道唯有腳踏實地，耕耘政務，才能得到比坐冷氣間講話、批公文更大的成效。他既然公開宣布此一施政作法，就劍及履及付諸行動，這種說到做到的意志力與決心令人驚訝。果然就任沒有多久，他已可手持台灣地圖，由南到北依序背誦三○九鄉鎮的名稱。在他由官派省主席到民選第一屆省長五年多期間，計算一下，不僅走遍三○九鄉鎮，留下足跡，有些地方還走過三、五次到數十次之多，澎湖馬公更留下他五十次訪視的最高記錄。

　　宋主席不喜歡表面文章，他凡事會預先做功課，深入了解問題的背景與發展，所以他當然有自己的主見。但他更懂得處理複雜的地方事務，調和地方爭議，化解各方歧見，甚至解決棘手的政治問題，最重要的法寶是做到「以理服人，建立共識」。

　　過去，他在黨秘書長任內，為了推動多年來醞釀推動卻阻力重重的國會改革，竟親自出馬挨家挨戶拜訪國會老代表，進行勸退，有人當面向他「嗆聲」，頗為難堪。但他忍辱負重，苦口婆心，曉以大義，分析事理，最後終於達成全面勸退的政治使命。為了加速國家民主化、現代化，當年社會強烈要求終止萬年國會，最後制定了兩年三階段勸退資深老立委的案。其中第一階段勸退對象為九十歲以上立委；第二階段是針對夫婦皆為國代、立委的一人勸退；第三階段才是全面勸退。當宋楚瑜在秘書長任內刻骨銘心完成這項勸退的艱鉅任務後，實際上也是國家完成了一次所謂的「寧靜革命」。

　　說實在的，任務所以能圓滿完成，主要就是宋楚瑜秉持以理服人，也就是以人性關懷，為溝通的憑恃。凡事能先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問題的解決，自然容易多了。試想，老代表在有尊嚴的情形下接受勸退，和在一紙命令下強迫告老還鄉，結果固然一樣，意義卻迥然不同。

　　這些年來，國內社會快速變化，政黨惡鬥，族群對立，統獨爭議持續不休，許多政治人物只比聲音大小，但問立場，不問是非的結果，更扭曲了價值，混淆了視聽，以致人民對政府、政黨或政治人物失去應有的信心使台灣陷入了一個被嚴重撕裂而充滿不確定感的危機年代。在這樣詭譎多變的氛圍之下，宋主席自不能例外，有些作為，不免也引起議論。尤以他一時失去展現個人能力的政治舞台，角色扮演，不僅困難，也甚為尷尬，個人聲望顯然也受到不小影響。然而，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宋楚瑜，走到哪裡，私下談起宋主席的治國治事、領導統御能力，幾乎沒有人會搖頭否定，特別是他主持省政的成果，令人難忘。

　　所謂「聽其言，觀其行」，要想比較公平的論斷是非，褒貶人物，最心平靜氣的方法，就是細緻檢閱這個人過去做過什麼事？又有什麼樣的具體成績與貢獻？人非聖賢，但有心要做一位「好官」，能力卻是領導人應具備的首要條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民主化社會的今天，懷抱高度「人性關懷」，無私施展為國為民的卓越能力，恐怕更是贏得「好官」口碑的歷史必然。

　　不久前，資深記者馬西屏先生，推出了《９０％的秘密》一書，那是他長期跟隨在宋主席身旁貼身採訪的記錄。大致以宋主席這個「人」為重心，看他做的事，據說出版後很受好評；而方鵬程的《寧為劉銘傳》一書則是以宋主席五年九個月省主席、省長任內所有的重要施政成績為基礎，也就是以他所做的「事」為重心，來看宋楚瑜這個人，這兩本書的先後出版正有相互輝映、相得益彰之功。

　　至於我為《寧為劉銘傳》一書所寫的引言也到此打住，其中提到一些我個人早年追隨宋楚瑜的經歷與感想，主要也是用以為《寧為劉銘傳》一書，提供一些良心的見證；也藉此向鵬程兄辛勤筆耕的用心和據實報導的執著，表示勉勵與讚賞；希望讀者閱讀此書，也能產生「原來如此」與「深得我心」的觀感與印象。

（本文作者為資深媒體人）